在古希腊史研究中，政体和官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。近代以来，西方学者出版了不少有关著作。不过，这些著作大多没有介绍到中国来。而中国学者中，虽然在有关论著中或多或少涉及这一问题，亦鲜有全面探讨者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杜平的《古希腊政体与官制史》的出版，值得中国古史学界欢迎。一方面，该书是国内首部系统
一
判断一部历史著作的价值，首先是看它对资料的把握和对学术动态的掌握。应当承认，作者在搜集资料方面花了一定功夫，有关的原始文献如希罗多德、修昔底德、色诺芬、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，大体上进入了作者的视野。在对学术动态的把握上，作者也做了不少工作，在条件非常不利的情况下（从后记看，作者在湖南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工作），搜集到一些最重要的中英文古希腊史著作，脚注和参考书目足资证明。因此，对于作者的努力，我们给予充分的肯定。
不过，我们也必须指出，作者对资料的搜集和对学术动态的把握相当不完善。首先，就古典文献来说，作者搜集到的主要是中译本，其他语种的文献相当少。荷马的颂诗、希腊的抒情诗、色诺芬的《希腊史》、阿提卡演说家的作品等，都不曾或很少在书中得到反映。众所周知，虽然公元前五世纪是希腊历史的极盛时代，但文献相对丰富的，仍然是公元前４世纪。尤其是阿提卡演说家的作品，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，是雅典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渊薮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。西方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重大努力，先后出版了琼斯的《雅典民主》、汉森的《德莫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》、辛克莱的《雅典的民主和参与》、奥伯的《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精英和大众》等重要著作。遗憾的是，除了琼斯的《雅典民主》外，其他著作、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作，几乎没有得到作者的注意。
其次，考古资料很少得到利用。由于希腊史的可靠文献相对较少，特别是在早期希腊史领域，除了史诗和抒情诗外，几乎没有可靠的文献，因此，凡欲研究早期希腊史者，必须充分利用考古资料。虽然我们不大可能直接利用考古报告等第一手资料，但西方学者在此方面已经做出不少总结性的成果，如奥斯邦１９９７年出版的《希腊文明的形成》、斯诺德格拉斯１９７２年出版的《黑暗时代的希腊》和１９８０年出版的《古风时代的希腊－进行试验的时代》、科德斯瑞１９７７年出版的《几何陶时代的希腊》等，都搜罗了相当多的考古资料，并在诸如城邦的起源、古风时代的地位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值得我们认真对待。可惜，这些最新的学术进展，在该书中也没有得到充分反映。
第三，对资料的考证不够周详，尤其是对某些不够可靠的资料，缺少深入、详尽的分析。一般来说，希腊人关于他们的历史的可靠印象，少有超过公元前７世纪的。希罗多德能够追溯的，基本上以公元前７世纪为界。即使是公元前５世纪，有关希波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的历史，也仍有许多空白。公元前４世纪以及希腊化时代的许多文献，其可靠性也不无争论。所以，我们在使用这些文献时需非常谨慎。但是，作者在引用有关资料时，很少加以辨析、考证和比较，好像所有资料都是档案文献或者信史。最典型的例子是有关德拉古立法的叙述。亚里士多德的《雅典政制》中有关德拉古政制的记述，学者们已经根据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以及《雅典政制》本身的记载，认定其完全是伪造。有些学者甚至认为，所谓的德拉古立法，很可能仅涉及杀人罪。可是作者对此似乎没有任何怀疑，将《雅典政制》的有关记载几乎全盘照搬。关于雅典早期废止王政、设立执政官的传统，大概出自公元前４世纪阿提卡史家们的编造，至少没有充分的当代文献依据，作者也不加任何分析，一律接受。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，英国学者希格尼特在其《公元前５世纪以前的雅典政制史》中，对这些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讨论，该书在杜著的脚注中也出现过，但不知何故，有关观点竟没有引起作者的注意。最让人不可理解的，是该书第８页竟然把亚里士多德关于古典时代克里特科斯摩的论述，当成克里特文明（爱琴文明）时代的制度，无端将其提前了千余年。而该书第１４５页把泰利斯、毕达哥拉斯、恩培多克勒等人的思想文化成就都与雅典民主联系起来，更令人匪夷所思。
第四，因为对资料和研究动态缺乏充分的把握，在某些观点上，不免有值得商榷之处。诚然，在不少问题上，该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，其中有些不乏创新，如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性，该书将之分为两个维度，一种是“民主政治的社会局限性”，一种是“民主政治制度本身的局限性”，但总体上看，大多数时候沿袭陈说。如关于荷马社会在希腊史上的地位，该书仍沿袭传统观点，将其作为军事民主制对待。但在国外，美国学者拉夫拉博、莫里斯、英国学者奥斯邦等都已经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，做出了新的论述，认为希腊城邦实际上在荷马社会已经萌芽。在国内，黄洋１９９７年发表于《世界历史》第４期的文章，也已经证明，荷马社会不仅与迈锡尼社会之间有一定继承性，而且开启了古典希腊城邦的先河。有关公元前４世纪的雅典民主问题，国内外学者也有不少新的论述。对雅典民主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不断衰落的观点，批评尤多；关于雅典人民领袖作用的估价，也有重大修正。芬利在《雅典人民领袖》一文中，更反对以伯里克利为界将雅典政治家划分成两个本质不同的群体，认为在雅典那种直接民主制度下，所有政治家，从克里斯提尼到德莫斯提尼，没有质的区别。观点虽然极端，但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。杜著的参考文献第５４条正是芬利主编的《古代社会研究》（《雅典人民领袖》一文乃该书第一篇论文）。可是该文的有关看法，对杜著来说，好像从不存在。
二
判断史学著作价值的另一个重要标准，是它的总体思路和研究方法。该书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。但我们同样必须指出，该书忽视了希腊政体和官制的一个最基本因素：城邦，从而导致作者对希腊政体和官制的论述出现偏差。
在我们看来，一本完善的希腊政体和官制史，应当放在希腊城邦这个基本制度的兴衰上，揭示城邦产生和发展的条件，内部的运行机制以及它衰落的根源。基于上述理由，我们觉得，在关于爱琴文明的叙述中，应当指出青铜时代的希腊国家与古典希腊城邦制度之间的差异；而关于荷马社会和古风时代的论述，重心当然是希腊城邦的起源，重点指出它发端于迈锡尼社会崩溃后的所谓黑暗时代，是官僚体系崩溃、铁器时代来临、希腊相对孤立、自耕农兴起、重装步兵在战场上的主导地位、字母文字的发明等一系列社会变革的产物，是政治和社会权力下移到普通民众的结果。由此出发，对城邦的基本特征进行阐述：城邦不论政体如何，其最高统治权一定寄托于人民大会，政治制度中都有或多或少的民主因素。因此，为使尽可能多的公民参与国家管理，同一官职往往由多人担任，而且任期短暂；为保证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，实行抽签选举；所有重大问题，都必须提交到人民大会上讨论；一般来说，所有官员，也都向人民大会负责（至少名义上如此）。所以，在对雅典和斯巴达的制度进行分析时，我们不仅应当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不同，更应该指出两者作为城邦的共性；希腊人的政治理论，都以城邦为基础，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所构想的理想国家，仍然是希腊城邦的翻版。只是到希腊化时代之后，因为广土众民的大国的出现，斯多葛派的大同主义才有生存的基础。而杜著大体上按照历史发展顺序，从克里特－迈锡尼的君主政治，过渡到荷马社会的军事民主制，然后是古风时代的僭主政治，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和雅典的民主制度，最后是希腊化时代的君主制，以希腊人关于政体的理论终篇。其中关于斯巴达和雅典民主的部分，是全书的核心，也是最能体现希腊城邦特征的部分。可是，我们看到的只是僭主政治、寡头政治和极端民主制，是不同时期不同官制和制度的堆砌，而看不到这些制度和城邦之间的关系，更难以见到它们相互之间共性和差异的论述。至于希腊城邦和近东早期城市国家之间的区别，或者说和迈锡尼社会的区别，好像也没有受到作者的重视。
该书另一个重大失误，是把雅典和斯巴达当作了古典希腊，忽视了希腊世界更广大的地区。实际上，希腊城邦，如果包括意大利、西西里、黑海沿岸、北非等地的殖民城邦，大小至少几百个（作者显然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，因为他在《后记》中提到，希腊大小城邦有二百多个）。它们的制度，也因为自然和历史环境的不同，存在重大差别。早在古典时代，希腊人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，据说亚里士多德为写作《政治学》，和他的门生们一起搜集了一百五十多个城邦的宪法。可惜这些著作大多失传，所以，二十世纪以前，学者们因为文献的限制，把主要精力放在雅典和斯巴达上，并不奇怪。可是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，由于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越来越丰富，历史研究进一步深入，学者们已经意识到，希腊并不仅仅是巴尔干本土，更不仅仅是斯巴达和雅典。在希腊城邦中，它们恰恰是最具特色、同时也是最特殊的两个。绝大多数城邦的制度介于它们之间。因此，第２版的《剑桥古代史》与第１版相比，不仅在篇幅上大为增加，而且在结构上也有重大调整，有关巴尔干之外的希腊，雅典和斯巴达之外的城邦，所得到的篇幅越来越多。此外，一些重要的地区和城邦，如西西里、爱奥尼亚、黑海、科林斯、麦加拉、西库昂、阿哥斯、萨摩斯等，也都有了自己的专史，有些城邦如阿哥斯等，还不止一部。可惜，该书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，在有关古典时代的叙述中，仅论及斯巴达和雅典，有关内容竟超过全书５０％，其中雅典又占全书的４０％，而且没有提醒读者注意，除了这两大城邦之外，希腊还有更广大的地区需要关注。对它们的制度和官制，该书仅在民主制度和寡头政治的影响中间接提及，缺少系统全面的论述。所以，这是一本带有浓厚斯巴达与雅典中心色彩的古希腊政体与官制史。
其三，缺少必要的比较。要揭示希腊政体和官制的特点，当然需要适当的比较。在很多情况下，比较不仅有益，而且必需。尤其是关于希腊的政体和官制，我们不仅要注意不同城邦之间、同一城邦不同时期之间的比较，更应该有希腊和近东、埃及等不同文明之间的比较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揭示出希腊城邦政体和官制的独特之处。在论述希腊化世界时，这一点显得尤为必要。如托勒密王朝的君主制，要想充分阐明其特点，需要纵向与古埃及王权比较，横向与亚历山大的君主制、塞琉古王朝相比较，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认识，也才能对托勒密埃及的制度做更准确的界定。其他如塞琉古、马其顿等的制度，也都存在类似问题。
三
近年来，有关学术规范的问题一再引起学者们的讨论。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学者们见仁见智，但大家基本同意，一本专题性著作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应当规范和统一。该书看来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，页下有脚注，书末有参考文献，但可能因为篇幅的限制，或者作者的忽视，仍有某些不足。在评价一本专题性著作时，这样做也许有吹毛求疵之嫌。但我们觉得，一本好的论著，其注释也应当是规范的，因此对它仍有讨论的必要。
第一，注释不够全面，许多应该下注的地方，根本没有脚注。例如，我们有关克里特和迈锡尼的制度，基本没有文献可资依靠。有关迈锡尼的制度，主要来自线形文字Ｂ，其中的许多官职和制度，还存在争议。可是，在有关迈锡尼制度的叙述中，作者分别介绍了瓦那克斯、拉瓦格塔斯、特勒塔、帕赛勒乌等的地位和权力，但没有一个脚注说明其资料和观点来源。而在有关克里特科斯摩制度的介绍中，作者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《政治学》，也没有注明。在关于希腊化时代斯巴达改革的叙述中，同样没有任何脚注。
第二，注释体例不够统一。虽然现在学术界并无统一的注释体例，重要的学术期刊以及大学学报在注释体例上更是“百花齐放”，但具体到一本书中，体例必须统一。可是，我们简单查阅了该书注释之后，却发现在该书的外文著作注释中至少出现了三种不同格式。一种是全部译成中文，如第８页的注释是：亚瑟・伊文斯：《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宫》，伦敦，１９２１年版，第１卷，第１页；第１９２页的注释②是：德拉逊：《希腊主义史》第三卷，巴黎，１９８５年版，第６８７页。但是，就在该页的上一页即１９１页上，我们又看到了两个全原文的注释，它们分别是①Ｎ． Ｇ． Ｌ． Ｈａｍｍｏｎｄ?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 ｔｏ ３２２ Ｂ． Ｃ? Ｏｘｆｏｒｄ? １９８４? ｐ５７６和②Ｒ． Ｌ． Ｆｏｘ?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? Ｌｏｎｄｏｎ? １９７５? ｐ２０。而在第１０２页，我们看到了第三种注释：①奥斯波恩：《德谟：古典阿提卡的发现》（Ｄｅｍｏｓ?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ｃａ），剑桥，第７０页上的图表。注释体例如此不同，让读者感到无所适从。另外，书中有些注释自相矛盾，如引用奥斯丁的《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的希腊化世界》时，第２０５页特别说明引用该书只注史料的序号，但作者自己做注释时，却又不注序号，仍是页码。遇到这样的注释，读者恐怕会无所适从，不知该遵从哪一种了。
第三，注释项目不完整。不少外文著作没有注明出版社，有些连版本和出版年代都阙如。上述第１０２页的注释上，既没有出版社，也没有出版年代。不过最典型的例子是第９９页的注释。该注释引用的是《剑桥古代史》的第５卷。可是那里既无主编，也无版本，更无出版年代和出版社，不知我们是该去找第１版还是第２版。第９４页引用的格罗特的《希腊史》第５卷，同样没有任何版本信息。而哈蒙德的《公元前３２２年以前的希腊史》分别出现在６６、１５９、１９１页的脚注中，其书名、出版年代都有所不同，分别是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? １９５９?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? １９８２和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 ｔｏ ３２２ Ｂ． Ｃ? １９８４。据我们所知，哈蒙德只写过一部通史性的希腊史，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本，该书确曾出过两版，分别是１９５９和１９６７年（因资料所限，我们不清楚是否有更新的版本），但作者根本没有注明版次，不免让读者困惑。第１６页的注释中出现了缩写ＪＨＳ。这是该书唯一一次使用该缩写，在此之前未作任何交代。一般来说，只有专业的古代史学者知道它代表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ｅｌｌｅｎ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。按照常理，这里可以不用缩写，直接将全名写出，会更清晰明白！
第四，有些注释存在知识性和印刷错误。 第２６页注释②是：沃尔班克：《剑桥古代史》，第３卷第３分册，剑桥，１９８２年，第２００页。可是，《剑桥古代史》第１版的第三卷出版于１９２５年，由Ｊ． Ｂ． Ｂｕｒｙ等主编，且无第３分册；第２版的第３卷确实有第３分册，也确实出版于１９８２年（按照学界惯例，所引用的著作是第一版时，可不注明版次，但如非第一版，一般应注明版次），但主编是Ｊｏｈｎ Ｂｏａｒｄｍａｎ 和Ｎ． Ｇ． Ｌ． Ｈａｍｍｏｎｄ，各章作者中也未出现沃尔班克?Ｗａｌｂａｎｋ?的名字，可见两书都与沃尔班克无关。第２０５页引用了沃尔班克的《希腊化世界》，但该书的出版者是伦敦的Ｆｏｎｔａｎａ Ｐｒｅｓｓ，估计作者是把印刷地和出版地弄混了，把出版地写成了格拉斯哥。第２０页的注释②中，ｗｏｒｌｄ错成了ｗｏｌｄ；第１０２页的Ａｔｔｉｋａ错成了Ａｔｔｉｃａ（虽然在西文中ｃ? ｋ 都用，但奥斯邦用的是Ａｔｔｉｋａ）；第２６９页的Ｇｒｏｔｅ错成了Ｇｒｏｔ。诸如此类的问题，不再一一列举。
第五，参考文献的编写。一般来说，参考文献中出现的著作，不一定都会出现在脚注中，因为作者阅读的范围比较广泛，而能够出现在脚注中的，毕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但如果某一著作或者作品出现在脚注中，一般应将其列入参考文献。可是，杜著的做法也有些不同。不少在脚注中出现过的作品，其中有些还不止一次的出现，在参考文献中却付之阙如。典型的例子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哈蒙德的《公元前３２２年以前的希腊史》。该书曾经３次出现在脚注中，但在参考文献中，列入的却是从未在脚注中出现过的Ｎ． Ｇ． Ｌ． Ｈａｍｍｏｎｄ?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ｇｅ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? Ｌｏｎｄｏｎ? １９７５． 奥斯丁的《从亚历山大到罗马征服的希腊化世界》也多次出现在脚注中，在参考文献中亦无反映。另外，参考文献的某些项目注录不全，如５６仅有Ｇｒｏｔ，缺少本名或者是本名的缩写；５７仅有Ｈｉｇｎｅｔｔ，缺少本名Ｃｈａｒｌｅｓ或其缩写字母Ｃ。６４将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的第５、７两卷一并列出，且两书的主编和出版年代都不相同，却硬捆在一起，在参考文献的注录中更是少见（显然不是为了节省篇幅，因为下面的空间，足以再列出好几本书）。
１９９０年，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古史学者斯托克顿的《古典时代的雅典民主》。随后，在世界古典学界大名鼎鼎的《希腊研究杂志》发表了一位颇有地位的学者的书评。评论者声称，斯托克顿之书的前半部分与已经过时的埃伦伯格的《从梭伦到苏格拉底》相像，而后半部分让他想起康纳的《公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新型政治家》。如果是在中国，这两句话等于判了斯托克顿“死刑”。可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评论者过于严厉，言过其实。斯托克顿的著作仍然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，列入了包括汉森的《德莫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》的参考文献中。而斯托克顿本人的学术生涯，似也不曾受到多少影响。卡根的名作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》也曾经遭到德圣克罗阿的批评。后者雄辩地证明，卡根的一条资料是转引的，而且不曾注明是转引的。可是最初的那个引用人在翻译原文时就理解错了。卡根可以说犯了双重错误：对史料的理解有误，转引时又未注明。卡根后来承认，他的确是从德圣克罗阿所说的那本书上转引来的，但他辩称，这不影响他本人所持观点的成立。总的来看，德圣克罗阿的批评并不影响对卡根整本书的评价，因为在当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研究中，卡根和德圣克罗阿的著作都成了必读之作。国内目前学术批评的气氛虽有好转，但仍不够正常。有些评论者战战兢兢，生怕说了作者不喜欢的话；有些则居高临下，好像真理仅仅在他手中，作者和读者都只能听从他的判决。而作者在反驳不同意见时，也不免带着情绪，有时甚至上纲上线，把善意的学术批评等同于“文革”时代的政治大批判。有的作者干脆保持沉默，拒不回应。但无论哪种情况发生，双方都从此成为死敌。我们以为，两种情况都不正常，对学术的发展不利。我们希望强调的是：我们指出杜著中存在的问题，并不意味着对该书的全盘否定。它毕竟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论述古代希腊政体和官制的通史性著作，在普及希腊史知识、推动古希腊史研究中，有它的积极意义。以上的批评，也仅是我们的一孔之见，不一定合理。为了强调我们的看法，有些语句不免有矫枉过正之嫌。我们所以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和作者展开讨论，是期望以此和作者共勉，使该书能够更加完善，并引起学界的注意，为共同推动中国古希腊史研究的进步而努力。
（《古希腊政体与官制史》，杜平著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出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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